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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传染病带来的死神,让印地安人相信:天神确实是站在白人这一

2020-07-18 785浏览 未来天文
上帝偏爱白人?

在此有两点特别值得强调。首先,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都同意,流行疾病是一种特别可怕而且清楚明了的天谴。把疫病解释为「上帝的不满」,本来就是西班牙文化的一部分,明文记载于《旧约圣经》以及整个基督教传统中。至于美洲印第安人,虽然过去完全缺乏遭逢一连串致命流行病的经验,也持相同看法。他们的宗教教义承认,超人能力蕴藏在神祇中,而神祇对待人类的行为,通常都是愤怒的。因此很自然的,除了西班牙传教士卖力把同样的惨难,诠释并灌输给迷惘、改变信仰的人之外,印第安人普遍也把这个空前的影响归给超自然原因。

第二点,那场无情凌虐印第安人的恐怖疾病,西班牙人却近乎完全免疫,因为他们几乎全都曾经在小时候感染过,因此发展出有效的免疫力。双方都接受了同样的疫病洗礼,但入侵者仍获得胜利,这似乎也只能归咎于上帝的偏爱。至于阿兹特克人的天神,就像基督徒的上帝般,似乎也认为白皮肤入侵者的所作所为,全都得到天神的恩准。

然而,一方面上帝似乎非常偏爱白人,无论他们有没有道德感以及是否虔诚;但在另一方面,祂对印第安人的怒气,却又如此严峻,这种现象经常令基督教传教士既困扰又难过,因为他们很快的负起责任,照顾西班牙在美洲领地上的信徒(即改变信仰的印第安人)的道德及宗教生活。

由美洲印第安人的观点来看,唯一可能的反应,也只有惊愕的默认西班牙人比较优越。不论人数多幺稀少,行为多幺残暴、卑劣,西班牙人就是占上风。印地安人政权结构崩解,昔日的天神似乎退位了。这种情况正是大规模改变印地安人宗教信仰的好时机,也确实让基督教传教士深感骄傲而记录下来。

另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是,印地安人开始温驯的听命于牧师、总督、地主、矿主、收税者,以及所有具备大嗓门兼白皮肤的人。一旦天神和自然秩序,全都明白反对印地安人的传统和信仰,他们还有什幺反抗的余地呢?西班牙能轻易的以数百人,征服、控制一大片土地和数百万居民,如果想用其他理由来解释,是绝对说不通的。

即使天花最初在美洲的肆虐已经过去(杀死近三分之一的总人口),距离达到流行病稳定却还早得很。麻疹紧随着天花的脚跟,于1530年至1531年,传遍墨西哥和祕鲁。死难频频发生,这正是新疾病遭逢密度足以支撑传染链的处女族群时,预期会出现的情况。十五年后,也就是1546年,又传来另一种流行病,它的特色并不清楚,有可能是斑疹伤寒。

或许斑疹伤寒对欧洲人而言,也是一种新疾病;至少,当它于1490年在西班牙的军队中暴发时,第一位把它形容清楚的医师认为它是新出现的疾病。

因此,1546年在美洲暴发的那场疫病,如果真是斑疹伤寒,那幺美洲印第安人等于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加入了影响旧世界的流行病族群行列。这点在下一场美洲疾病灾难中变得十分清楚,即在1558年至1559年肆虐的流行性感冒。

这场流行病最先于1556年暴发于欧洲,而后时断时续,直到1560年,它在新世界与旧世界都造成大量的人口损失。例如,其中一项估计认为,英格兰地区死于流行感冒的人数,不会低于百分之二十;而且欧洲其他地区也发生大致相当的人口损失。

这场在1550年代暴发的流行感冒,是否真的是全球性的现象(就好比近代发生在1918年至1919年的那一场),目前不能确定,但在日文的纪录里的确曾提到,1556年流行了一场「猛咳」,导致许多人死亡。

美洲印第安人虽然在十六世纪时,加入当时也在欧亚流行的疾病圈子,但是并未能使他们免于继续遭到跨海而来的其他传染病侵袭。旧世界里一些无关紧要的小病,一碰上完全缺乏免疫力的新世界族群,总是成为攸关生死的流行病。白喉、流行性腮腺炎,以及反覆暴发的天花和麻疹,就这样间隔出现于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

任何时候,只要某个新地区(或原本隔绝的美洲印第安族群)和外界开始定期接触,反覆的流行病循环还是会重获新生,狠狠的扫蕩无助的居民。例如,下加利福尼亚半岛就在十七世纪末,经历了一场严重的人口损失,而那也是该地首次记录到流行性疾病的暴发。八十年后,那儿的人口减少了百分之九十以上,儘管西班牙传教士满怀善意的保护并照料这些印第安人。

事实很明显,凡是没有欧洲人加以留下纪录的地方,都很难追蹤当地的疾病和人口衰减的过程。无疑的,流行病经常会跑在「和欧洲人直接接触」之前,即使是在人烟稀少的南、北两方。由于法国很早就在皇家港(位于现今加拿大的新斯科细亚)成立了岗哨,我们才能碰巧得知,在1616年至1617年间,一场大疫病曾经横扫麻萨诸塞湾一带。而英国人和印第安人都同意,这正是上帝为三年后即将抵达的「清教徒殖民」(1620年在美国普利茅斯)预做準备。接下来在1633年暴发的那场天花,更令殖民者信服,在他们与印第安人冲突时,上帝确实是站在他们这一边的。

类似经验在耶稣会传教士于加拿大及巴拉圭的记载中,也非常丰富。分布在北美及南美的一些较小、较隔绝的族群,面对欧洲传染病的脆弱程度,并不逊于人口较密的墨西哥和祕鲁,虽说他们的人数,并不足以在当地长期维持一条传染链。某位德国传教士于1699年发表的意见,很值得在此複述一遍:「印第安人真是容易丧生,单单看到或是闻到西班牙人,就可以令他们魂归天外。」如果他把「闻到」改成「吸到」,那幺他可就说中了。

新世界面临的疟疾和黄热病

美洲印第安人必须面对的,还不只是那一长串致命的欧洲疾病。因为在新世界的热带地区,气候条件非常适合某些非洲传染病的发展,这些病曾经严重威胁闯入非洲大陆的陌生人。

在新世界立足的两大非洲传染病为疟疾和黄热病。这两大疾病重大影响了人类日后于新世界热带及亚热带区域上的殖民及生存模式。

导致大量死亡的热病,通常会侵扰新世界的早期欧洲移民。例如,哥伦布在1496年时,就不得不将总部由伊斯帕尼奥拉岛移往另一处更健康的地点。早期探险队及移民所遇到的热病灾难,似乎可以证明疟疾和黄热病早在欧洲船只开始越洋之前,就已经存在于新世界中。

不过,靠着当地作物过活的探险队,由于长期粮食供应不当,而造成极度营养不良,也可能是大部分这类惨难的主因;而且还有其他的几个相反例证,能证实在哥伦布之前,美洲既无疟疾也无黄热病。

谈到疟疾,最有力的论据来自人类对于「疟疾感染耐受度的遗传特徵分布情形」所做的研究。而这类遗传特徵在美洲印第安人族群中,似乎完全不存在。同样的,感染新世界野生猴子的疟原虫,看来就和旧世界的一样——事实上,就是从人类血液传过来的。

疟疾何时进美洲?

在非洲,并不会出现上述这种异常特化的疟原虫,在那儿,不同类型的疟原虫感染不同种的宿主,而且也偏好不同的蚊子做为中间宿主,但这些情况在美洲都找不到。这类事实几乎可以令人肯定,疟疾在美洲是新的疾病,而且无论是美洲的人类或猴类,在前哥伦布时代,都不曾带有这种寄生物。

西班牙入侵早期留下的文字证据,也支持这种想法。例如,一支西班牙探险队于1542年,沿着亚马逊河航行,结果有三人死于印第安人的袭击,七人死于饑馑;但是报告中并未提及热病。一个世纪后,另一支队伍由安地斯山另一侧,溯亚马逊河而上来到基多。这趟航程的详细报告中,不但并未提到途中曾遇上热病,甚至还形容沿岸的印第安人非常有活力、健康而且数目众多。

如今,再没有人会用「数目众多」来描述亚马逊河流域的美洲印第安人,而且这些部落一旦和外界接触后,就变得既不健康也没有活力了。从十九世纪起,凡是想保住老命的欧洲人,在进行这类旅程时,无不随身携带大量抗疟疾药物。看来,疟疾必定是在1650年之后才抵达亚马逊河的。

疟疾在新世界过往较频繁的地区,并未花这幺长久的时间来打基础,虽说我们还是没法找出疟原虫初次登陆新世界的明确时间及地点。几乎可以确定的是,这种传染病曾被引进多次,因为欧洲人和非洲人一样,都长期为疟疾所苦。在疟疾于美洲环境生根、传播之前,必须要有适当的蚊种先能适应疟原虫;而且在美洲某些地区,这种调适可能需要旧世界的蚊种,先在新地区安身立命才行。

影响不同蚊种分布的因素,目前仍不很清楚,但是来自欧洲的研究显示,在各项因素中,只要有轻微差异,就可影响某一种蚊子与另一种蚊子之间的消长。适当的疟蚊属物种,很可能早已存在新世界,準备担任疟原虫的传播火种,方式就好比二十世纪时,北美和南美的穴居齧齿动物族群,早已为鼠疫桿菌的传染做好準备。只有这样,疟疾才可能在新世界快速发展成为主要的疾病。不过,疟疾对于居住在热带低洼地区的美洲印第安人,似乎具有绝对的毁灭性,才会使得一些原本人口密集的区域,几乎完全净空。

黄热病是在1684年,首次成功的由西非转移到加勒比海,当时这种传染病于犹加敦(Yucatan)和哈瓦那两地同时暴发。比较起来,黄热病之所以这幺晚才在美洲立足,原因可能是,在它变成新世界的流行病之前,一种特化的蚊子:埃及斑蚊,必须先在新世界环境中,找到并占据好生态区位。其实,这种蚊子非常适应人类的居家生活,它们偏爱选择静滞的小水域做为孵育地点。事实上,据说这种蚊子从来不在底部含泥带沙的天然水体里繁殖,但是却需要人造器皿,例如水桶、水槽及葫芦瓢,供它们产卵。

在埃及斑蚊登船(无疑是寄居在船上的水桶里)漂洋过海,并且成功在岸上找着气温维持在摄氏二十二度以上的地区安身前,黄热病是不可能在新世界传播开的。然而,一旦达成这些条件,时机马上成熟,黄热病就成为人类与猴类的共通流行病。

对于这种传染病,欧洲人和美洲印第安人同样脆弱、易感染;而且它的突然发病和高死亡率,使得白人对它的恐惧超过疟疾。话虽如此,但疟疾传播範围依然广得多,而且造成的死亡人数也远超过黄热病,后者被英国水手称为「黄死神」。

埃及斑蚊这种眷恋水桶的奇特癖好,意味着在水手间传递黄热病的蚊子,能够在船上一连逗留数週或数月。这点使黄热病和其他传染病大不相同,因为大部分传染病一旦在船上流行开来,很快就会把自己耗尽。结果要不是几乎每个人都发病且同时复元,好比流行性感冒;就是只有少数几个缺乏后天免疫力的人生病。

但是,由于欧洲成年人感染黄热病后通常会死亡,因此少有水手对这种病产生免疫力。于是,一趟持续数月的航程,可能会笼罩在黄热病没完没了的致命阴影下;没有人能预知下一个发病、死亡的会是谁。也难怪对加勒比海以及其他热带海域(埃及斑蚊喜好的温暖环境)的水手来说,「黄死神」会如此可怕。

印第安族的悲歌

在新世界里,凡是非洲传染病能够安身立命的地区(这些病能压倒性的盖过欧洲传染病),结果几乎总是令当地的美洲印第安族群全面瓦解。但在另一方面,凡是热带传染病无法穿透的地区,例如墨西哥内地高原和祕鲁高原上的台地,前哥伦布时代的族群受损情况,就没有这般彻底了,虽然猛烈程度也是够瞧的。

在加勒比海沿岸以及大部分岛屿上,由于植物栽种需要大量人工,非洲奴隶就递补上日渐消逝的美洲印第安人。由于许多非洲人早已能与疟疾、黄热病共存,因此这两种疾病造成的死亡人数,自然相对少得多;然而其他不熟悉的传染病(尤其是胃肠方面的疾病),仍会在奴隶间酿成高死亡率。

此外,由于男性奴隶占绝对多数,很不利于生养小孩,而且由于不断有来自非洲的人口转运,使得当地疾病模式持续受到干扰,这些情况意味着,加勒比海地区的黑色人种,一直无法快速成长,直到十九世纪才有变化。

当时,人口贩卖潮中断了,也就是两个半世纪以来,在大西洋两岸散播疾病且臭气薰天的奴隶船,终于不在海上往返了。黑人的数目在大部分加勒比海岛屿上,都开始窜升,然而白种人在比例或实际人数上,却变少了。这种结果得归因于经济和社会的变迁——即奴隶时代的结束,以及土壤的耗损;后者是因为一味的种植甘蔗而造成的。不过,黑人在抵抗疟疾上具备的流行病学优势,也有帮助。

整体而言,美洲印第安族群所遭到的惨难,规模之大,我们很难想像,因为在我们生活的时代,流行病已经不算一回事了。美洲印第安的人口曲线,在前哥伦布时代和最低点的比率为20:1,或甚至是25:1,虽说地域差异很大,但大致错不了。

在这个令人悚然的统计数目背后,潜藏着极大的、反覆的人类苦难,那是整个社会的分崩离析、价值观瓦解,使旧日生活方式变得毫无意义。有些描述当时景象的心声被记载下来:

虽然美洲印第安人绝对是新疾病下的主要牺牲者,但是其他族群也必须对疾病传播方式的变迁做出反应,这些变迁的起因是环球航运,以及这类航运引起的内陆贸易路线模式的改变。大部分细节都已无法考证,但是整体型式倒是还能清晰辨识。

首先,像美洲印第安人那样原本隔离的族群,一旦和欧洲人以及其他地区的水手接触,经历一系列的死亡灾难就司空见惯,而这些灾难大得足以扭转美洲历史。

哪一种文明病所造成的损害最大,因个案而不同,部分取决于气候,部分则只取决于当时何种传染病刚好抵达。但是,隔离的族群对于这类传染病的易感染程度,却是流行病学上攸关生死的事实。因此,地域性的死亡灾难,就成为1500年以后反覆出现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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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介绍

《瘟疫与人》,天下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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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

生活在树上的灵长类远祖,因跳蚤和体蝨而搔痒不已;初踏上地面的人类祖先,由于大草原瀰漫的昏睡症而病恹恹;开始农耕的文明社群,遭血吸虫症削弱了整体生产力;欧亚间的经济贸易,致使天花悄悄跟着商旅队伍进入新地域;蒙古大军势如破竹,将鼠疫散布欧亚大陆;西方帝国靠着无心传染的天花,达成了殖民野心;工业革命带来的交通跃进,更是让全球成为疾病大镕炉。

麦克尼尔以编年的手法,从史前时代至本世纪前半,详实探讨传染病如何肆虐欧洲、亚洲、非洲等文明发源地,而这些疾病又如何形塑不同文明的特色。《瘟疫与人》为读者揭示一幕幕条分缕析、鉅细靡遗的传染病与文明交融史。二十一世纪的我们,是否能靠着现代公共卫生技术,而让文明不再受传染病影响呢?《瘟疫与人》一书中有最好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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